在过去两年分别净增1.02万亿美元和1.3万亿美元的基础上，美国家庭部门的债务规模进入今年以来继续快速增长。纽约联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美国家庭负债增加了近1500亿美元，环比增加0.9个百分点，债务总量余额达到17.05万亿美元，相比2019年新冠疫情前增加了约2.9万亿美元，同时在历史上首次突破17万亿美元。

　　债务因借款而成。从大类上分，美国家庭部门的债务分为抵押贷款和消费者信贷，前者主要是住房抵押贷款，后者指向的是个人中短期贷款。根据美联储的统计口径，住房抵押贷款包括初次住房抵押贷款、再融资住房抵押贷款和住房权益贷款等贷款形式，而个人中短期贷款主要包括汽车贷款、教育（学生）贷款以及信用卡为主的非抵押贷款。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住房抵押贷款占美国家庭债务总规模之比约73%，汽车贷款占比为9.1%，学生贷款占比为9.4%，信用卡贷款占比为5.8%，其他债务的占比约为3%。

　　数据虽然显示住房抵押贷款依然是美国家庭债务的最主要贡献者，但完全不同于以往该类贷款债务表现为持续净增长，一季度的贷款总额却比2022年第四季度少35%，同比降幅更是高达62%，表明美国消费者的房屋按揭贷款需求锐减，而这种结果完全是美联储过去一年中10次加息引起的住房抵押贷款成本剧增所致。按照房利美估算的数据，受到美联储共计500个基点加息的影响，美国30年期按揭贷款利率从2021年1月的2.65%升至目前的6.4%，住房抵押申请贷款余额在2021年第二季度达到1.22万亿美元的巅峰后持续回落，直至跌至今年第一季度的1210亿美元。

　　与住房贷款的减速不同，第一季度的学生贷款余额却绝对增加了90亿美元，贷款总量升至1.6万亿美元。与此同时，汽车贷款增加100亿美元至1.56万亿美元。另外，虽然信用卡贷款在今年第一季度仅环比增加40亿美元至9900亿美元，却冲破了新冠疫情前所创下的9270亿美元的最高纪录，而且与往年一季度信用卡贷款余额总是呈现下降的趋势截然不同，今年第一季度是二十年来首次未现下滑，显示更多美国家庭面对物价上涨所承受的支出压力加大，相应地选择用信用卡借贷维持正常生活开销。美国金融服务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信用卡的年利率已达20.4%，为该网站记录的历史最高水平，同时背负信用卡债务的美国人增至46%，高于一年前的39%。

　　结构性特征反映出的是美国家庭负债的宏观概貌，而分布性特征更能清晰地展示家庭部门债务的微观体貌。统计数据显示，户主年龄在35-55岁的美国家庭成为负债最大的群组，这类家庭正好是购房抵押贷款申请的最主要单元，同时还有学生贷与汽车贷的旺盛需求，而在这类负债家庭中，“千禧一代”（1984年-1995年出生）的负债总额最高，目前超过4.3万亿美元，较新冠疫情前飙升28%，无论是负债比例还是负债升幅都超过了其他年龄组。另外，不同年龄层次所持有的债务种类也不完全相同，户主年龄小于35岁的家庭，借款主要表现为信用卡和汽车贷款，35-55岁的家庭中住房贷款债务的普及率最高，同时信用卡债务的持有比重也超过了55%，而户主年龄在55岁以上的家庭，各项债务的持有比重都在显著下降。

　　综上，从时间纵轴看，美国家庭负债呈持续上升状态并登至目前的最高位置；从空间横轴看，美国绝大部分家庭都背负着不同的债务额度；从生命周期看，除大年龄组之外，18岁以上的几乎所有年龄人群都存在负债并呈上升趋势。按照债务余额总量，目前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的债务总额为14.3万美元，同时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发现，超过65％的美国成年人有债务，35%的美国成年人报告说家庭债务比一年前更高。伴随着债务额度的上升以及负债面积的扩大，家庭财务不安全状况也在提升。美联储日前公布的《年度家庭经济和决策调查》报告涉及全美超过1.1万名成年人及家人，样本结果显示，感觉财务上还算安全的成年美国人数量降至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手头有400美元的现金或等价物支付可能发生意外的人群比重至一季度末同比降低了5个百分点，另外，在受访人群中，有超40％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还清欠款，甚至有25％的人预计自己到死都在还债。

　　家庭债务-消费支出-总需求，这种传递渠道显示的是美国家庭的微观借债行为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的基本路径。在美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超过70%，尤其是家庭债务引起的家庭消费决策与消费支出对社会总需求与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强度可能更大，而且历年来家庭债务与消费增长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同向度与较高的共振性。不过，按照“存量-流量”效应理论，家庭当期债务流量的增长的确能够增加消费支出与总需求，但随着债务积累与存量规模的不断扩大，家庭部分的偿债要求也会相应地不断加重，同时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也将持续恶化，家庭融资成本也会随之提高，进而抑制消费支出与总需求的增加；在债务总规模较小与债务增长较慢的时期，消费对家庭债务增长的敏感度较高，家庭债务的小幅增长可引起家庭消费的较大幅度增长，但随着家庭债务的扩张速度不断提高，家庭债务增长在短期内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减弱，而且在长期内将进一步加重家庭的利息支付负担，从而抑制消费与总需求增长。

　　在反噬消费动能的同时，家庭债务扩张必然令美国本已加大的贫富悬殊更加恶化。联合国将基尼系数超过0.4视为贫富差距过大的警戒线，而美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64，超出了同期其他发达国家0.35的平均水平，且美国基尼系数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高。数据显示，目前美国贫困率超过了11%，有37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据美联储统计，前1%的美国家庭拥有32.3%的社会财富，后50%家庭（约6300万个家庭）仅拥有2.6%的财富。另外，美联储调查还发现，在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美国家庭中，大约每10名成年人中就有4人表示债务增加了，而在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中，这一比例约为1/4。对低收入或者贫困家庭而言，收入增长远远不能覆盖债务成本，且不断降低的信用也必然限制其新的融资借债能力，最终不是违约就是陷入破产境地；而高收入和富裕家庭则不同，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资产增值收益降低负债压力，最终保持或者走上更为轻松的生活之路。美国居民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因不同家庭债务压力的承受与释放差异而变得更为显著。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自家庭与金融机构形成借贷关系起，实际就构造出了多重金融风险传导链条。一方面，借贷机构为了追逐利润和降低自身的债务风险，都会将家庭债务打包成金融衍生品逐级出售，进而导致家庭债务资金链条变长，家庭部门于是很难不成为债务系统中风险的承担者；另一方面，当家庭债务负担变重，家庭部门对于宏观经济条件的波动变得更加敏感，一旦遭遇宏观经济不稳定，如利率上升、收入下降或失业率上升等情况，就会使家庭部门遭受冲击，导致其还贷能力下降，债务负担也会变得更重。同时，高额的家庭债务意味着家庭部门对银行等借贷部门的依存度更高，一旦家庭部门的财务情况发生波动，家庭债务违约率升高，家庭债务的风险就转变成为借贷部门的资产风险，当借贷部门遭受过多的损失而导致资产负债表恶化时，资金流动性也将出现大幅波动，严重时甚至造成金融系统基础设施中断，并引起全局性风险。对于这一点，15年前美国家庭住房抵押贷款的野蛮增长最终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值得警醒。（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