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中国读者而言，土耳其是个时有所闻却又颇为陌生的国度。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盛极一时，跨越亚非欧三大洲，包容多元的民族文化，留下辉煌的文治武功。但在工业革命爆发后，与欧洲列强比邻的奥斯曼首当其冲，各方势力角逐，内忧外患纷起。同近现代中国类似，从彼时的奥斯曼到今日之土耳其，土耳其经济学教授谢夫凯特·帕慕克在《失衡的世纪》中探讨了土耳其充满了困境、挑战和屈辱，以及斗争、改革与希望的两百年历程。

　　脱胎于覆灭的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人原为安纳托利亚半岛的一个突厥语部族。公元1299年，罗姆苏丹国分裂，土耳其人在部落领袖奥斯曼一世的领导下宣布独立，奥斯曼帝国亦因此得名。帝国很快走上了军事扩张的道路，先后占领西色雷斯、马其顿、萨洛尼卡、希腊、埃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地，并于1453年攻克君士坦丁堡，灭亡了延续千年的东罗马帝国。在16世纪初的巅峰期，奥斯曼的疆域自红海跨越到黑海，从波斯湾沿岸延伸至维也纳城下，总面积接近550万平方公里，人口远超当时欧洲任何国家。政教合一的奥斯曼帝国执伊斯兰世界之牛耳，也容纳众多文化和宗教，吸收各民族优秀人才参与国家治理。

　　然而盛极必衰，由于征服领土跨度过大，各民族之间矛盾不断激化，国家凝聚力受到严重削弱。更关键的是，随着欧洲列强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扩张，奥斯曼帝国节节败退。一方面，俄国从北方通过多次战争夺走大片领土。另一方面，英法自海上用武力瓜分帝国的众多殖民地，以不平等条约获取贸易投资特权，进而掌控国家的经济金融命脉。民族独立运动亦来势汹汹，希腊和埃及等地纷纷自立门户。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战败成为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二十多个国家陆续从巴尔干、中东和非洲领土上分裂出去，奥斯曼帝国就此覆灭。接下来，国父凯末尔领导起义，废除哈里发王权和苏丹制度，土耳其共和国浴火重生，进入相对平稳但仍充满曲折的现代化时期：民主制度建立，却危机屡现，多次因为军事政变而中断；语言、历法、生活习惯向西方接轨，但传统社群宗教势力依旧强大；经济发展震荡频繁，一度看到加入欧盟的希望，之后又严重受挫。

　　谢夫凯特·帕慕克教授以后来的土耳其为主要考察对象，在做对比研究时，多次出现“土耳其当前疆域”的限定说法，以区别于庞大多元的奥斯曼帝国。当然，土耳其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利益格局和国家定位，乃至大量的制度与文化基因仍与它的复杂历史息息相关。

　　谢夫凯特·帕慕克是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和中东经济等研究领域的领军者。他生于土耳其，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任教于多所美国顶尖大学，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当代土耳其研究所主任，之后在土耳其海峡大学教授经济学与经济史。作者的弟弟奥尔罕·帕慕克则是享誉世界的土耳其作家，于200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我的名字叫红》。

　　关于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早期经济发展史的数据非常稀有。数十年来，谢夫凯特·帕慕克致力于此类资料的采集与分析，并与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罗杰·奥芬（RogerOwen）共同探索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对原本空白的土耳其经济发展史作出了重大贡献。除经济领域外，作者对土耳其的政治体制与时局发展亦有深入研究。他于2019年出版的专著《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土耳其》在国际上名噪一时。

　　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

　　当下的土耳其与中国在许多方面相去甚远。然而在近代史上，作为分踞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的古代帝国，奥斯曼王朝与清王朝同样迎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领土和主权遭到侵蚀，而且经济社会发展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浪潮，国家治理的模式与制度也因之开启根本变革。20世纪后，中国与土耳其先后终结帝国体制，进入共和时期。在后续的发展中，两国均面临关键的道路选择，同样怀抱“复兴”梦想，现代化进程都不乏借鉴、试错与创新。作者特别指出，长期以来，土耳其在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两方面的整体表现都略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接近全球平均水平，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从本书对土耳其两个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解读中，中国读者们或许也能看到诸多似曾相识的场景：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例如，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各个群体苦乐不均。在19世纪被迫打开国门后，农业生产日益商业化，农民花更多时间从事面向市场的活动，作物构成由粮食向经济作物转型。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的差距由此拉大，沿海地区受益良多，远离市场的东部和东南部落到后面。偏远农村的佃户们陷入贫困，城市手工业者也因为进口竞争而每况愈下。20世纪80年代后，土耳其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而扩大开放，金融、旅游、出口等产业蓬勃增长，但城市工资水平增长一直低于平均收入，教育和医疗等反映人类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在不同地区、族裔、性别之间也差距显著。与许多国家一样，土耳其似乎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这些矛盾和失衡长期困扰着经济增长与国家治理。

　　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本书关注的焦点之一。作者强调，制度影响经济行为，但不是导致经济后果的唯一因素。制度与各种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及历史因素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制度影响着现实生活中各种主体的行为和关系，也反过来受到行为主体的影响。理论研究中要剥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殊为不易，制度是内生的，并受经济变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分析变得更加复杂。本书关于土耳其经济发展史的介绍和评论，正是对这一复杂作用分析的细致而大胆的尝试。

　　本书指出，土耳其从未彻底屈服于外国殖民统治，制度变革基本是内部推动，由政府和社会精英发起，自上而下实施。不同精英群体之间达成妥协、形成驾驭和遏制的权力和能力，是国家建设、政策制定、制度变革的关键要素。然而自19世纪以来，国内不同经济阶级与社会群体及其精英之间的分裂始终难以弥合，难以形成稳定的联盟和共识。当现存制度或新制度的利益分配与当下的社会权力分配模式不一致时，精英们便会通过各种方式去扭曲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使政策和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特别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世俗化穆斯林与保守派穆斯林、逊尼派和其他派别的穆斯林、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之间的身份分裂比阶级分裂更加引人注目。身份分裂常基于文化背景，打着族裔、宗教或意识形态的旗号，但归根到底还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利益。

　　作者同时看到，尽管土耳其始终在独立探索前进道路，它在各个历史阶段采纳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依然带有同时代全球潮流的鲜明特征。19世纪的坦齐马特改革力图重塑国家政治和军事制度，推行对外经济开放，加强财产和人身权利保护；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艰难时期，从帝国体系转向民族国家和内向型经济；二战后的几十年，追求进口替代工业化；20世纪80年代之后，再度扩大对国际贸易和投资开放。读者们自然会联想到，在近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中，土耳其的走向同样引人注目。这种世界范围的同步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亦不罕见。它背后有哪些原因，能带来何种启示，与本书涉及的众多话题一起有待读者们去共同探索。

（文章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