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海大趋势下，国内创新药企们陆续尝试了海外授权(license out)等多种出海模式。

　　近日，《科创板日报》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随着出海经验积累，在中美两地同时展开临床试验(下称：中美同步临床)这一新模式逐渐在创新药企中流行。

　　日前，在第八届易贸生物产业大会暨易贸生物产业展览上，《科创板日报》记者就遇到了一家专门服务于全球临床研究的CRO企业锐得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锐得麦)，其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付萌告诉记者，拟中美同步展开临床试验的创新药企业们越来越多。

　　据付萌介绍，在当前资本市场环境下，这一模式可以帮助企业显著节约经费，提前到达关键节点，从而助力企业融资。另外，也可以避免这一棘手问题：由于在研药物于中美两地启动的是两个临床试验，所达到的RP2D(记者注：RP2D通常是具有可接受毒性的最高剂量)很可能不一样，这就使得，药物在二期临床试验中，所使用的剂量不一致。

　　《科创板日报》记者注意到，创新药企和誉医药(02256.HK)也于日前实现了中美同步临床。

　　▌加速海外上市

　　2019年前后，在中美两地申请新药临床试验(简称：中美双报)曾经在圈内流行过。彼时，大多数进行中美双报的企业所采取的策略是：在中美两个国家分别申请新药临床试验(IND)、两个国家两个IND方案的做法。

　　现在出现的趋势则是，在中美两地，使用同一个临床试验方案进行同一个IND下的申报。

　　这二者的区别又是什么？

　　《科创板日报》记者找到了和誉医药的首席医学官嵇靖博士，她告诉记者，后者指的是“根据同一个临床试验方案，在中国和美国同时录入病人、进行临床试验，临床数据结果可以中美共享、并同步在中美两地进行新药上市申请，实现药品在中美两大市场的同步销售。”

　　这样一来，“一个临床试验，就可以覆盖大多数人种、满足不同医药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嵇靖称，优势也显而易见：一是可以加速药品的全球上市时间；二是压缩新药全球开发的成本。

　　付萌则对记者介绍称，传统认识上的中美双报需要在中美两地进行两个临床试验，而中美同步临床只需要一个临床试验，“进行一次一期临床试验，所获得的药物推荐使用剂量就可以直接应用到中美两地的二期临床试验中。”

　　“目前在国内进行中美同步临床的新药研发项目比较少。大多数项目以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为主，拿到中国的临床试验数据后，再看看美国市场的情况怎么样，或者license out，或者自己再在美国开设一个临床研究项目。”嵇靖称。

　　不过，付萌告诉记者，由锐得麦医药所承接的、拟中美同步临床的创新药企业们越来越多，企业年订单量也在迅速增长。

　　而且，由于创新药企们的诉求转变，像锐得麦这样的新型CRO也有了一定的“超车”机会。

　　“海外临床试验非常昂贵而且临床专业技术属性强，药企们在选择CRO时会异常审慎。”付萌称，相较于大型CRO公司，锐得麦虽然是新晋成立的，但因具有独特资源和专业优势，可以能够提供更细致、更灵活的服务，因此优势非常独特。

　　“我们目前已承接了不少由国际大CRO企业转接过来的订单。”付萌称。

　　▌有市场倒逼，也有企业主动求变

　　在谈及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时，据付萌观察，可能与两点因素相关。

　　一方面，国内的医保定价体系正在倒逼创新药企出海以获取更大利润空间；另一方面，Biotech企业们要打开估值空间，出海也是必然要走的路径。而企业一旦决心要出海，作为全球最大医药市场的美国必然是绕不过去的。

　　和誉医药是主动出海的Biotech之一，而且以目前的进度来看，其ABSK021的腱鞘巨细胞瘤出海已经成功了一大半。《科创板日报》记者从和誉医药了解到，中国第一代Biotech们的出海尝试，也为它们提供了很多的经验和参考。

　　“信达生物是国内第一个向FDA提交国产PD-1肿瘤药上市申请的企业。继信达生物之后，也陆陆续续有其他企业进行出海尝试，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我们一直在研究它们的案例，也和同行交流，就想摸清楚FDA到底看中的是什么。”嵇靖称。

　　“在研药物同时进行中美临床试验，这其实是在药物开发的观念和思路上，进行了升级迭代，以全球药物开发的视角来开发药物。”付萌解释称。

　　在访谈中，嵇靖也谈到了这一点。

　　“以前是欧美领导中国，他们做一个临床试验，中国跟着学习，提供15%到20%左右的患者数量，这样就能满足药品日后在中国进行上市申报的要求。我们其实是被动的。但现在，是由中国发起的、中国领导的全球临床试验，纳入一部分美国患者。这是不容易的。”嵇靖称。

　　其实，海外药企在做临床试验时，一直都是以全球视角来执行的。而过去，由于中国药企相对弱势，加之对海外临床研究的规则不熟悉，因此普遍采取了较为保守安全的做法。未来，随着国内市场环境的变化，由中国企业来设计并执行全球临床研究完全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如果企业准备充分的话，在一开始就进行全球化布局，是很有可能实现的。”嵇靖进一步向记者分享了她的成功经验：

　　一是在做一期临床研究的时候，最好可以有一些美国患者的数据。“数量可以不用很多，但一定要有，因为有人种的差异等各方面因素都很重要。”嵇靖称。

　　二是在一、二期临床的时候，就设计好不同剂量的给药、拿到药效及安全性证据，以此作为三期临床剂量选择的依据。

　　“这两年，FDA对剂量的选择非常苛刻，因此一定要在进入三期临床之前就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剂量是合理的。”嵇靖解释称，按她的经验来看，她在一期临床时就拿到了中高剂量、低剂量这两个剂量组的安全性及疗效数据，后期又接入了临床药理团队做数据模拟，来论证剂量的增高或降低分别会给病人带来怎样的疗效、安全性。

　　“与FDA的沟通非常重要。积极主动去和FDA沟通，讲清楚自己的逻辑和证据。”嵇靖称。

　　付萌则称，在出海临床时，国内药企也应更多考虑到临床执行的可操作性以及美国当地医生的诊疗习惯，以适应海外的临床“语境”。

　　“临床试验的速度不仅仅取决于高效的运营，临床方案的设计也非常关键。比如无效严苛的入组标准会大大减少合格病人的数量，从而减慢入组速度；不合理的频繁的PK采血点，会严重影响病人参与临床试验的意愿。”付萌透露称，较于亚洲国家，在欧美地区，临床试验负责人(PI)具有更大的话语权，他们在临床实验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也需要注意。

（文章来源：财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