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部确定今年六五环境日主题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倡导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地球不仅是人类的家园，对在地球上共同生存的千万种生物来说，这也是它们的家园。

　　5月26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1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1年中国已知物种及种下单元数为127950种，全国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约占全国陆域国土面积的18%。自2017年出台“生态保护红线”政策以来，中国保护地面积占比基本稳定在18%，生物多样性保护迈出重要一步。

　　在划定保护红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探索目标落在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平衡发展。5月份以来，中国出台首个生物经济五年规划《“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并宣布成立工商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支持企业进一步融入“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构建一个真正可持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经济动力或市场化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中国项目科学主任靳彤表示，经济效益能够激发社会主体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生动力，未来通过自然资本核算等方式，可进一步量化自然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和效益，将生态价值内化于社会经济体系中，是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趋势。

　　自然财富也能带来经济财富

　　近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撰文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保护生态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黄润秋在文章中指出，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的衣、食、住、行及物质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都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生物多样性为我们提供了食物、纤维、木材、药材和多种工业原料。全球有超过30亿人的生计依赖于海洋和沿海的生物多样性，超过16亿人依靠森林和非木材林产品谋生，70%的贫困人口通过农业、渔业、林业等活动维持生计。生物多样性还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它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提供涵养水源、净化环境、保持水土、循环养分等多种调节服务，为人类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能够抵抗并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

　　对企业而言，如何直观理解生物多样性以及其所依托的生态环境价值？

　　“2001年重楼(药用植物)价格约为10元/公斤，2003年涨至约40元/公斤，后来价格峰值一度突破1000元/公斤。”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白药”)执行董事苏豹表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野生中药植物的过度开采导致部分药用植物资源出现紧缺，企业原材料成本逐年飞涨。

　　作为深度依赖植物资源的中医药企业，云南白药对生物价值的感受非常直接。

　　“所以我们很早就意识到，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面对持续扩大的需求，只有资源跟上，才有可能形成可持续、良性发展。”苏豹表示，为应对“资源危机”，云南白药2001年就开始布局“野生变家种”项目，通过人工种植满足资源需求，在保护野生物种的同时，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只有意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利益或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时，才能真正激发(社会主体)参与保护的内生动力。”靳彤表示，发展生物经济是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必要路径之一，“不仅仅是保护，更重要的是通过保护，给人带来更持续、更长远的发展前景。”

　　“从2002年完全依靠野生资源，到2020年云南白药人工种植的重楼产量已经能够完全满足自身供应需求，还能额外满足部分中药制药企业的原材料需求。”苏豹说。

　　“生物多样性保护实际上包含三方面内容，即保护、修复和可持续利用，保护和利用之间不是完全冲突的，关键是要找到一种可持续利用的方式。”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中国代表处主任张琰表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发展生物经济两个目标并不矛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合的。

　　解决生物价值传导失灵问题

　　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目前除了生物医药、农林牧渔等与生物资源直接关联的行业外，生物多样性保护对许多企业而言还是一个悬在天边的概念。

　　“目前公众和许多企业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张琰表示，“在传播过程中也缺少一些量化指标帮助社会主体理解其价值，导致很多企业没有动力去参与，因为看不到直观效果。”

　　近日，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多家机构发布的《企业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报告(2021)》显示，在188家生物多样性影响类上市企业中，仅15家(共8%)企业在年报或社会责任报告中明确提及生物多样性，有97%的企业位于二级和三级表现，对生物多样性认知不足。

　　“生物多样性保护内涵丰富，覆盖面广，不像气候变化可以找到碳排放量这一单一指标去直观衡量进展，因此造成生物多样性的价值难以向公众高效传达，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认知度有待拓宽。”靳彤表示，缺少直观的量化指标导致生物多样性价值难以传导至个人、企业。

　　因此，自然资本核算成为未来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社会经济活动的“题眼”。

　　“近年一直强调的自然资本核算，包括中国正在推行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制度，都是希望能够推动自然资源的使用者把生态产品的价值内化到自身价值衡量体系中。”靳彤表示。

　　“生态产品大部分是公共产品，但公共不意味着免费。目前由于缺乏衡量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并没有被真正纳入企业生产成本中。未来通过自然资本核算，可以让直接依赖自然资源的生产型企业，更深入地意识到自然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所形成的成本。”靳彤表示，和使用碳排放量核算气候变化成本的模式一样，推动自然资本核算有望帮助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融入日常经济活动。

　　引入商业模式激活可持续价值

　　如果生物价值传导渠道得到畅通，市场机制的引入将有望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实现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相统一。

　　“以‘千岛湖水基金’为例，其创新引入慈善信托架构，采用商业化模式运作，一方面依靠慈善资金开展水源上游的污染治理，一方面通过面向下游用户开展环境友好型农产品销售及自然教育、体验等商业活动，形成持续性资金返还，持续反哺公益环保事业。”靳彤表示，通过引入“水基金”这类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机制，千岛湖项目希望能够形成资金和环保事业的良性循环，从而推动实现城市水源地的长效保护。

　　“引入市场化手段对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来说肯定是需要的。”张琰表示，市场机制能够为公益项目带来新的工作方式与思路，也带来新的合作伙伴和机遇，有效提高运行效率。

　　“特别是通过企业能够高效地将前沿科学技术应用到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中，在推动科技手段落地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张琰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正与华为合作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开展海南长臂猿声学监测，通过声学监测设备实现声音数据的远程动态采集，并依托华为云存储、AI算法分析等智能技术，实时数据自动化识别、提取和分析。

　　“智能技术的引入大幅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便捷性和高效性。”张琰表示，同时对华为而言，新技术在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也得到进一步实践运用。

　　作为世界上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之一，海南长臂猿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实现种群增长的长臂猿。今年4月，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恢复至5群36只，已连续3年实现数量增长。

　　“数字+”催生生物保护新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数字经济的兴起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发展带来新机遇。

　　靳彤表示，借助互联网平台天然的用户触达优势和AI、VR、AR等数字技术，生物多样性保护信息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更直观地传达给每一个用户，包括展现濒危物种信息等，加快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当公益进入数字化阶段，生态环保公益项目正迸发新活力。如，2020年初，“蚂蚁森林”上线三江源“嘉塘公益保护地”，启动“人人一平米，共同守护生物多样性”活动，引导超过1.6亿用户通过步行、减纸减塑、公交出行等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产生350g绿色能量，用于兑换和守护1平方米的嘉塘公益保护地。

　　“我们也正在与腾讯等公司合作，尝试用科技手段倡导野生动植物保护，如通过QQ—AR扫描进行多个物种场景科普等，创新科普形式，助力生物多样性知识传播。”靳彤说。

　　互联网生态为建立多方力量共建共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提供方向，其底层数字技术的入场，则进一步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一线的工作效率。

　　“以前野外巡护基本就是‘上山靠走，通讯靠吼，记录靠纸笔’，不利于数据收集、保存和分析。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和许多互联网企业合作探讨，将数字化技术应用到野外巡护数据的收集、识别和分析中，包括AI识别，远程监控，自动回传等。”靳彤表示，目前部分保护区已经实现信息的实时传输和联动，既节省人力资源，也扩大野外保护管理范围。

　　“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一定是未来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落实生态系统保护的方向之一。包括目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正在推动实现国家公园、保护地等区域的全平台数字化管理监测，以进一步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效率，同时为政府决策提供直观数据参考。”靳彤表示。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