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评选的2021年度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推出。此次入选的十个商事案件，均为2021年度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已判决生效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标志性意义的案件。

　　据了解，这十个案件展示了过去一年中人民法院在商事审判中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实际行动。通过准确理解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人民法院在惩戒威慑违法行为，保护债权人、投资人和企业的合法利益，优化营商环境等诸多领域不懈努力，并在充分发挥商事审判职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司法服务和保障方面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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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募债券欺诈发行过程中，承销机构与中介机构未尽责履职应视情节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87名自然人投资者诉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被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487名债券投资者(原告)购买了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洋建设)发行在外的公司债券后，因五洋建设存在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等违规行为遭受投资损失，起诉请求判令五洋建设等被告承担责任。陈志樟系五洋建设董事长、控股股东，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券)为债券承销商与受托管理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会计)、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锦天城律所)、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系债券发行的第三方专业机构。

　　一审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在公司债募集说明书中，承销机构与中介机构均确认募集说明书不会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经具体审查承销机构与中介机构的工作内容，各机构均存在不同程度未尽责履职的情形，遂判令陈志樟、德邦证券、大信会计就五洋建设对原告的债务本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锦天城律所、大公国际就五洋建设应负债务本息分别在5%和10%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各被告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专家表示，虚假陈述是证券市场的顽疾，不仅直接损害投资者的权益，更对公开公平的投资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正如本案一审判决书所言，“让破坏者付出破坏的代价，让装睡的‘看门人’不敢装睡，是司法审判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基本态度。”本案从司法审判的角度，为资本市场的“强监管”吹响了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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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出虚假陈述行为的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有重大过错的审计机构及其合伙人，应当按照其过错类型、在虚假陈述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大小等，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顾华骏、刘淑君等11名投资者诉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特别代表人案

　　2020年12月31日，顾华骏、刘淑君经11名原告共同推选为拟任代表人，就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美药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提起普通代表人诉讼，要求康美药业、马兴田、许冬瑾等22名被告赔偿其投资损失。2021年3月30日，原告申请追加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正中珠江会计)等5名当事人为本案被告，请求判令其与前述22名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21年4月8日，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服中心)受56名投资者的特别授权，申请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适用特别代表人诉讼程序审理该案。广州中院查明，康美药业披露的财报中存在虚增营业收入、货币资金等情况，正中珠江会计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经专业机构评估，扣除系统风险后投资者实际损失为24.59亿元。广州中院认为，康美药业进行虚假陈述，造成了投资者投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马兴田、许冬瑾等组织策划财务造假，正中珠江会计及相关审计人员违反执业准则，均应对投资者损失承担全部连带赔偿责任。康美药业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虽未直接参与造假，但签字确认财务报告真实性，应根据过失大小分别在投资者损失的20%、10%及5%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21年11月12日，广州中院作出相应判决。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专家认为，本案是首例采用特别代表人诉讼方式进行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标志着以投资者“默示加入、明示退出”为特色的中国式集体诉讼司法实践成功落地，对促进我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具有深远意义，也是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新标杆，得到了媒体和投资者的普遍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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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首例个人破产案件为如何认定“诚实而不幸”债务人探索法定程序和判断依据

　　——梁某某个人破产重整案

　　梁某某自2018年起开始与同事、朋友创业。其间，分别向13家银行、网络贷款公司陆续借贷以解决资金问题，债务总额累计达75万余元。因无法清偿借款，2021年3月10日，梁某某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申请个人破产。经法官面谈辅导，梁某某根据自身偿债能力和意愿，于4月27日重新提交了个人破产重整申请。5月11日，法院裁定受理梁某某的申请，并为其指定破产管理人，负责调查核实其财产、债务情况，协助制作重整计划草案。6月22日，深圳中院组织召开梁某某个人破产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上，破产管理人向债权人会议作阶段性工作报告、债务人财产报告以及债权审核报告，债权人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豁免财产清单》与《重整计划草案》。7月19日，深圳中院将批准重整计划的裁定送达梁某某，全国首例个人破产案件正式生效。生效的重整计划显示：在未来3年，梁某某夫妻除保留每月用于基本生活的7700元以及一些生活生产必需品作为豁免财产之外，承诺其他收入均用于偿还债务。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将实现债权人本金100%清偿，债务人免于偿还利息和滞纳金。如果梁某某不能严格执行重整计划，债权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对其进行破产清算。

　　专家表示，梁某某个人破产重整案是全国首部关于个人破产的地方性立法——《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实施以来，深圳中院裁定受理和顺利审结的首个个人破产案件、首个个人破产重整案件，也是全国的个人破产第一案。在本案中，深圳中院秉持“鼓励创新、宽容失败、鼓励重生”的破产保护理念，严格贯彻个人破产立法原理规则，首次全面、完整、立体地向社会公众展示了债务人的破产原因及其经过，以及法院如何认定“诚实而不幸”债务人的法定程序和判断依据，取得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同时，深圳中院依法决定解除了对梁某某的行为限制措施，为债务人经济重生提供了有力支持，体现了个人破产制度鼓励创业者、保护企业家精神的人文关怀和救济理念。在梁某某个人破产重整案及其后一系列个人破产案件的审理中，深圳中院进一步明确了个人破产裁判规则，积累了具有参考价值的示范案例，为全国范围内个人破产立法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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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集团企业通过破产重整，在法治化、市场化原则下化解风险，为实质合并重整、协同重整、境外承认与执行等破产实务提供样本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等321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集团)曾是以航空运输、机场运营、酒店管理、金融服务为主要业务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曾入选世界500强，拥有境内外企业超2000家。因经营失当、管理失范、投资失序，加之市场下行，海航集团于2017年底爆发流动性危机，并转为严重资不抵债的债务危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高院)于2021年2月裁定受理海航集团等7家公司及海航集团下属3家上市公司及子公司重整，并在3月裁定对海航集团等321家公司实施实质合并重整，形成3家上市公司内部协同重整、非上市公司实质合并重整、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共计378家公司同步重整、联动推进的模式。其中321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涉及债务规模最大，审理难度较高，被社会各方重点关注。2021年10月，海南高院顺利审结案件，裁定批准重整计划。通过重整，海航集团既化解了债务问题，又解决了上市公司合规问题，实现对业务、管理、资产、负债、股权的全方位重组，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经济效果的统一，为大型集团企业风险化解、境内重整程序的境外承认与执行、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上市公司合规问题解决以及海南自贸港破产立法及司法提供了鲜活丰富的样本与素材。

　　专家表示，我国企业破产法发布时间比较早，囿于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阶段，缺少大型企业破产重整的需求及相关法律规定。海航集团作为全国第二大民营企业，其破产重整带来了巨大的司法挑战。该案是目前亚洲地区债务规模最大、债权人数量最多、债权人类型最多元、重整企业数量最多、法律关系最复杂、程序联动最复杂的破产重整案件，也是少有的由高级法院直接审理的重整案件。该案的顺利审结，为后续出现风险的大型集团企业通过破产重整方式，在法治化、市场化原则下化解风险提供了成功样本与经验，也在实质合并重整、协同重整、境外承认与执行等方面为未来破产法修订提供了素材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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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例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企业集团”重整，出售式重整一揽子化解债务风险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

　　2019年年底，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集团)流动性危机爆发，负债达数千亿元。2020年2月1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受理债权人对方正集团的重整申请。2020年7月17日，方正集团管理人提出实质合并重整申请；7月28日，北京一中院组织申请人、被申请人、异议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及中介机构进行听证。经审查，北京一中院认为，方正集团与方正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控股)、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医疗)、北大方正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产集团)、北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源集团)之间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对其实质合并重整有利于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利益，降低清理成本，增加重整的可能性，提高重整效率，故于2020年7月31日裁定方正集团等五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

　　北京一中院受理方正集团实质合并重整案后，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严格依法审理，及时通过司法手段保护重整主体核心资产安全，维持方正集团及下属企业的持续经营。指导管理人通过公开招募、市场化竞争选定重整投资人。在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方面，坚持公平对待债权人，切实维护职工权益。2021年5月28日，方正集团实质合并重整案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根据草案规定，有财产担保债权、职工债权、税款债权及普通债权100万元以下的部分均获得全额现金清偿；普通债权100万元以上的部分可在“全现金”“现金加以股抵债”“现金加留债”三种清偿方式中任选一种获得清偿，预计清偿率最高可达61%。北京一中院于2021年6月28日裁定批准方正集团、产业控股、北大医疗、信产集团、资源集团等五家公司重整计划，并裁定终止重整程序。

　　通过司法重整，北京一中院成功为方正集团引入700多亿元投资，化解2600多亿元债务，帮助400余家企业持续经营，稳住3.5万名职工的工作岗位，最大限度保护各类债权人权益，并使方正集团重获新生。

　　专家认为，在重整模式上，本案以整体重整为原则，权衡战略投资者的利益需求，采取出售式重整的方式，以保留资产设立新方正集团和各业务平台公司，承接相应业务和职工就业，以待处置资产设立信托计划，处置所得对受益人补充分配，通过出售式重整真正实现债务人全部资产(包括处置所得)均直接用于清偿债权人。通过出售式重整一揽子化解集团全部债务风险，最大程度维护了企业事业的营运价值，隔离了方正集团历史遗留风险和其他潜在风险，减轻了债务重组收益税负，有利于企业未来经营发展。较之以往同一业务板块企业集团的重整，方正集团业务涵盖多个板块，是我国首例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企业集团”重整。方正集团实质合并重整案妥善化解了集团债务危机，有效维护了企业的营运价值，充分保障了职工、债权人等各方利益主体权益，是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充分实现重整制度立法目标的典型案例之一，对于我国大型企业集团重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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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募资管业务中差额补足等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认定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案

　　2016年2月，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财富公司)与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资本公司)等共同发起设立上海浸鑫基金，其中，招商财富公司认缴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28亿元，光大资本公司认缴劣后级有限合伙份额6000万元。2016年4月，光大资本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出具《差额补足函》，载有“招商银行通过招商财富公司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认购基金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28亿元……我司同意在基金成立36个月之内，由暴风科技或我司指定的其他第三方以不少于[28亿元×(1+8.2%×资管计划存续天数/365)]的目标价格，受让基金持有的JINXIN HK LIMITED(浸辉(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若最终该等股权转让价格少于目标价格，我司将对目标价格与股权实际转让价格之间的差额无条件承担全额补足义务。届时，资管计划终止日，如果MP&SILVA HOLDING S.A(以下简称MPS公司)股权没有完全处置，我司同意承担全额差额补足义务”。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公司)系光大资本公司唯一股东，其向光大资本公司出具《关于光大跨境并购基金的回复》，载明“我司已知悉并认可光大资本公司对招商银行的补足安排”。后因收购的MPS公司濒临破产，上海浸鑫基金无法顺利退出，招商银行遂诉请光大资本公司履行差额补足义务。

　　上海金融法院一审判决光大资本公司支付招商银行31亿余元及相应利息。光大资本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专家表示，该案系光大资本公司“踩雷”MPS公司项目引发的“第一案”，涉案标的额高达3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案件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光大资本公司提供的《差额补足函》的性质和效力的认定。生效裁判在对《差额补足函》是否真实并合法有效、招商银行是否系《差额补足函》的权利主体、《差额补足函》的法律性质如何界定、差额补足义务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差额补足义务范围如何确定等方面进行全面严谨分析的基础上，认定光大资本公司出具《差额补足函》的目的确系为招商银行投资资金的退出提供增信服务，但不能认为凡是增信性质的文件均属于保证。增信文件是否构成保证，仍需根据保证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进行具体判断。因案涉《差额补足函》中并无明确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也没有担保对象，故《差额补足函》并非担保，而是招商银行和光大资本公司之间独立的合同关系。《差额补足函》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该案判决为私募资管业务中差额补足等增信措施在实践中的认定提供了指引。

（文章来源：中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