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丰田汽车公司社长丰田章男在该公司举行的视频记者会上突然宣布辞去社长的职务，一时间轰动全球汽车行业。

　　关于丰田社长辞职的原因，既非年龄(66岁)和健康问题，亦非公司业绩(2022年丰田蝉联世界汽车业第一)。其本人给出了答案：“我是稍微落后时代的人，一直无法超越一个汽车制造者的思维范式，这是我的极限。我认为现在有必要退一步，让丰田进入一个新的篇章。为了推进丰田的变革，我退居会长(董事长)来全面支持新社长，是我最好的选择。”

　　他还说：“汽车行业发展了100多年，已经进入‘新百年时代’，跨入AI时代。虽然我努力将汽车与数字技术、AI技术相融合，想创造出一个汽车的新时代、新领域，但是我已经感觉到自己能力的极限。丰田需要变革，需要新社长来完成这些使命。”

　　从以上丰田章男对未来充满期望的辞职原因可以看出，他在以自己之退求丰田之进，以自己之退求丰田之变，抑或还有以自己之退促日本橄榄型社会结构“止跌向好”之意。

　　日本30年没涨工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1968年跃升至西方国家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国民收入也随之增加。特别是1960年池田内阁制定并用10年时间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日本国民收入人均增加了1.4倍，达到了西欧先进国家的水平。庞大的中产阶层应运而生，成就了“一亿总中流”(一亿中产阶层或具中流意识的阶层)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但是，上世纪90年代，受美国打压日元被迫升值，加之日本政府应对失误，日本经济从泡沫到破灭再到衰退，进入了长期低迷期，即所谓的“失去的10年、20年、30年”，日本国民的收入也随之长期在低水平、低质量徘徊。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其市场经济成员国以及伙伴国共计36个国家的平均年收入调查的数据显示，2021年日本的全日制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去除通货膨胀、购买力平价和税后)为3.9711万美元，在被调查对象中排名第24位，远低于被调查平均数的5.1607万美元。与30年前的1990年相比，日本全日制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只增加了6.3%(墨西哥为6%、意大利为1%、韩国为94%、爱尔兰为90%、美国为34%)。

　　日本国税厅2021年9月的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上班族男女平均年收入为368.5万日元(不含奖金)，而上世纪90年代初曾超过400万日元(100日元约合5.12元人民币)。

　　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每月劳动统计调查(快报、5名员工以上)结果，2022年11月的实际工资比上一年同期减少3.8%，减幅为8年以来最大。

　　基于以上数据以及各种税费的增加和生活必需品在通货紧缩条件下不停涨价等情况，日本舆论和国民有理由惊呼：“30年没涨工资”“日本已经成为不涨工资的穷国”“日本变成了低收入国家”等。

　　日本工会总联合会芳野友子会长在2023年“春斗”(春季劳资谈判)开始前呼吁，日本“是主要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涨工资的国家，要扭转国力衰退、国民贫穷的严峻局面，只有涨工资”。

　　“30年没涨工资”，动摇了日本的“一亿总中流”国民意识，侵蚀着日本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日本的贫困阶层和赤贫阶层在扩大

　　从日本媒体对个人年收入的划分可以看出橄榄型社会结构的蜕变：

　　金字塔顶尖人士的年收入为1亿日元以上，超级成功者为3000万日元，超富裕阶层为2000万日元，富裕阶层为1000万日元，小富阶层为800万日元，会攒钱的假有钱者为600万日元，中流阶层为500万日元，准下流阶层为400万日元，贫困预备军为300万日元，低收入阶层为200万日元，贫困阶层为100万日元，最底层为100万日元以下。

　　再看家庭年收入比例情况：

　　年收入为300万~400万日元的家庭占25.6%，400万~500万日元的占22%，200万~300万日元的占16.2%，500万~600万日元的占13.3%，不足200万日元的占5.9%。

　　以上两组数据的区别是，前者以个人年收入划分，后者是家庭年收入占比。现在，日本社会夫妻双双工作的家庭不再是少数，因此，后者摊到个人年收入需要打一定的折扣。尽管如此，中产阶层的年收入(500万日元)的占比下降至13.3%，在这个中产阶层年收入标准线以下的分别为：准下流阶层(400万日元)占22%、贫困预备军(300万日元)占25.6%、低收入阶层(200万日元)占16.2%。综合这些占比可以看出，橄榄型社会结构中间部分的中产阶层以下阶层的家庭收入占比合计升至63.8%。

　　虽然这里没有罗列年收入200万日元以下家庭的占比，但是，据日本国税厅的统计数据，2014年，“贫困群体”约为1139万人，较1999年的804万人增加了42%。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数据，2015年底领取低保的家庭达到163.4万户，合计人口为216.6万人。这两组数据说明，日本的贫困阶层和赤贫阶层在扩大。

　　综合以上数据及其比例可以看出，日本橄榄型社会结构出现较大的蜕变：一是橄榄型结构关键的中间部分——中产阶层在萎缩、缩水；二是中间部分以下的低收入、贫困预备军以及贫困、赤贫等阶层在向金字塔型结构底部拓展延伸。因此，日本有舆论认为，30年前的“一亿总中流”橄榄型社会结构在向30年后的“一亿总下流”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蜕变(日本社会常用“上流”“中流”“下流”等词表示具有此种经济能力的阶层或具有此种意识的阶层)。

　　关于日本橄榄型社会结构蜕变的原因，有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长期低迷导致资产收入、工资收入下降之说；有税收制度的分配功能减弱导致中产阶层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之说；有传统的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工资制改革被淘汰员工失业或工资减少之说；有泡沫经济破灭后催化了阶层重组，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并形成恶性循环之说；有城市和非城市的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之说等。

　　企业创新求变

　　本文透过OECD的调查数据来观察企业不断变革和创新以及企业经营者和员工的积极求变热情，对于企业经营、员工收入乃至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响。

　　从OECD发布的36个国家平均年收入数据中我们发现，1990年至2021年这30年间，爱尔兰的劳动者平均年收入增加90%(2021年达到5.1045万美元)、韩国增加94%(2021年达到4.2747万美元)，不仅增长率远远高于日本的6.3%，2021年的劳动者平均年收入额也高于日本的3.9711万美元。

　　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求变，也是平均年收入大幅增加的共同原因。

　　爱尔兰素有“欧洲硅谷”的美誉，2021年高科技产业的就业率占总就业的29%。过去30年间爱尔兰经济一直表现出强大生命力，完成了由低工资经济向高回报经济转型。众多的“高薪”产业不仅有力地贡献了GDP增长，还大幅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

　　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爱尔兰的GDP从1990年的493.06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4258.89亿美元，30年增加8.6倍。2021年爱尔兰的人均GDP跃居欧盟第二，仅次于卢森堡。

　　在购买力平价(PPP)排名中，爱尔兰超过新加坡和卡塔尔成为世界上第二富有的经济体。

　　韩国从上世纪90年代顺应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潮流，全面开放国内市场，积极推进各项改革，鼓励科技创新，使其在信息通信、汽车、造船、化工等领域获得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高薪”产业的发展改善了就业结构，扭转了以往低薪工作在劳动力市场占据较大比例的落后局面，大幅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工资质量。

　　反观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陷入长期低迷，通货紧缩与“坏的通货膨胀”叠加(指在通货紧缩的环境下生活必需品却在不断涨价)，侵蚀着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导致其实际可支配收入不断下降，遏制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消磨着民众的锐气。

　　这种恶性循环的经济环境使日本经济社会的未来具有不确定性，迫使民众以及企业经营者不得不选择保守(保全和守住)式的生活方式和经营模式。于是，企业经营者、员工乃至社会缺少了谋变、求变的激情和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变化”在日本社会变为“奢望”，按部就班、安于现状则变为“企业文化”，进而导致总体物价、工资乃至大多数的事情都被置于停滞的惰态。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拒绝“变化”、缺乏创新活力导致民众收入一直在低水平、低质量徘徊，是日本“30年没涨工资”、橄榄型社会结构蜕变的另一重要原因。从爱尔兰等经济体的发展历程看，“高薪产业”并非是简单的高工资，也并非是简单每年加薪，而是合理的、先进的、不断改革的产业结构派生出来的高水平、高质量的“高薪”。因此，产业结构不断变革、企业锐意创新、员工积极求变，是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关键所在。

　　至此，我们似乎能够理解丰田章男辞去丰田汽车公司社长一职的社会意义：作为负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丰田章男或是在以自己的进退表明，只有敢于求变，锐意创新，社会才能进步、企业才能发展。而这样，劳动者才能获得高水平和高质量的收入。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