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各地已经发布的数据来看，我国出生人口进入“下降通道”，上半年宁波、常熟等多个城市的降幅超过10%。

　　不少地方的出生登记人口数量，上半年同比降幅更是超过20%。比如，综合计算今年上半年安徽潜山出生登记人口数量，为1687人，和去年相比下降22.54%。

　　“确实想到上半年出生人口会下降，不过下降这么快和疫情有关。”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者黄文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除了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还有疫情导致经济压力增加、人群交往减少。此外，受教育水平提升，使人们结婚、生育年龄增长，也使生育率下行。”

　　8月中旬，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从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强化住房、税收等支持措施、加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等多个方面，促进生育。

　　全国各地也在逐步落地一揽子促进生育政策。比如，据当地媒体报道，河北将在全国率先建设“三孩”优生优育指导门诊。今年11月，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将组织专家对各市“三孩”门诊建设情况进行评估验收。

　　多地上半年出生人口下降

　　民政部公布的《2021年4季度民政统计分省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数据为763.6万对，创下自1986年以来公布结婚数据的历史新低。

　　此外，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人数共有210.7万对，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2%。

　　“从结婚人数可以看到，结婚的人越来越少，生育率必然降低。”黄文政指出，“结婚率下降、育龄人口数量下降，疫情导致经济压力大，多个因素叠加，致使上半年整体出生人口并不乐观。”

　　情况确实如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了上半年发布生育数据的多个城市和地区，出生人口普遍降幅在10%左右，甚至更高。

　　8月11日发布的浙江宁波市2022年户籍人口出生预报指出，从当年出生情况来看，全市上半年出生数为13252人，同比减少1588人，同比下降10.70%。

　　山东省德州市发布的卫生健康委2022年1-6月份计划生育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出生人数15323，出生率2.55‰，死亡率2.63‰，自然增长率-0.08‰。去年同期，山东德州的人口出生数量为16899人，今年同比下降9.33%。

　　安徽阜阳市卫生健康委2022年上半年市政府重点任务工作执行和落实情况显示，截至统计年度6月，全市出生人口42473人，较去年同期减少9691人。同比去年，阜阳出生人口上半年下降18.58%。

　　江苏常熟市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户籍出生1630人，流动人口出生1479人。总出生人口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3.78%。

　　部分城市和地区的出生人口降幅更快。以巴中市巴州区为例，2021年，该地区上半年出生2925人，出生率3.72‰；死亡1627人，死亡率2.07‰；自然增长率1.66‰。到了2022年上半年，该地区出生人口1737人，出生率2.2‰。从出生人口看降幅，上半年同比降幅超过30%。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今年出生人口下降的趋势，在预料之中。“一方面，总和生育率在降低；另一方面，育龄人群总数在减少。从8月中旬国家部委出台的政策来看，应该也掌握了今年出生人口的相关数据，所以需要进一步促进生育。” 根据《指导意见》，从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等7个方面，完善和落实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提出20项具体举措。

　　杨舸表示，生育支持政策，需要消耗中央和地方财政，目前仍然在不断推进，说明促进生育是一件较为急迫的事情。相关政策出台的目的，是维持人口出生率的降幅相对平缓。

　　“目前，从农村来看，生育意愿整体比较高，但由于城镇化不断推进，很多农村的年轻人流向城镇，农村老龄化高企，因此整体对于出生人口的贡献率不会太高。从城市来说，一些城市尽管总体年轻人的比例偏高，但由于经济压力较大，人们的生育意愿并不太高。另外一些城市比如上海，老龄化程度也已经比较严重，出生人口也处于下降通道。”杨舸表示。

　　如何使“摇摆人群”愿生育？

　　不过，在整体上半年出生率偏低的情况下，一些生活压力不算大且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二线城市，实现了出生率相对的稳定。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询贵阳市卫生健康局的数据，2022年7月全市常住人口出生25581人，出生率为4.73‰，自然增长率为2.26‰。而在一年前，2021年7月，贵阳常住人口出生25214人，出生率为4.901‰，自然增长率为2.601‰。

　　从数据看，尽管贵阳的人口出生率在下降，但从7月看出生人口的总量却并未降低，这和贵阳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外来人口持续流入相关。

　　此外，一个城市的生育率是否能够维持相对的稳定，与城市“摇摆人群”的生育意愿密切相关。

　　杨舸指出，目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3左右，生育政策希望能够将总和生育率提升到1.4到1.5，但目前的情况是，生育率不排除会继续下跌。

　　“事实上，如果人们对于自己的收入和就业稳定性预期不太好，那么一些原本在生不生育中摇摆的群体，假设有人想生二胎却又有点犹豫，一旦预期变差，就可能放弃或者推迟这个计划。”杨舸表示。

　　这意味着一些经济发展不错、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的城市，生活于其间的“摇摆人群”，更有可能选择生育，从而稳住城市的生育率。

　　但杨舸指出，目前来看，大城市的生活压力相对大，养育成本相对多，提升这部分群体的生育率难度很大。小城市尽管生活节奏慢一些，但总体人口往外流出，人口结构老龄化严重，因此从城市看提升生育率并不容易。

　　《指导意见》的很多政策，其实也是针对“想生又不敢生”的部分生育摇摆人群，加大他们愿意生育的“砝码”。

　　比如，提出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和引导，实施公办托育服务能力建设项目和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带动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和社会投资。公办托育机构收费标准由地方政府制定，加强对普惠托育机构收费的监管。

　　“国内的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大概有1/3的家庭有托育的需求，但现实中我们供给还是不足的，特别是普惠性的服务供给确实是个短板。”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郝福庆在8月17日召开的国家卫健委发布会上指出。

　　除了普惠托育，社区也成为降低家庭和个人生育成本的重要一环。

　　《指导意见》提出，拓展社区托育服务功能，完善婴幼儿照护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学校、社区、群团组织等开展寒暑假托管服务。推进基层医疗机构儿童保健门诊(儿童保健室)标准化建设，提高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业从事儿童保健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医生配备水平。

　　“相关政策有不少亮点，也参考了地方和其他国家的政策。比如，从欧洲的经验来看，三岁以下孩子入托比例较高的国家，生育率会更高一些。国家也希望从这个方向着手，解决家庭照料婴幼儿的问题，从而提升生育意愿。”杨舸表示。

　　黄文政指出，发挥社区在托育和照料婴幼儿上的作用，是一个很好的做法。“社区其实并不缺人力资源，关键是要理顺相关机制。”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