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初，“全职太太离婚获5万家务补偿”的新闻一度冲上热搜，引发无数人关注。围绕着这个话题，各种观点都有：有些人诧异，既然夫妻分工，财产一人一半，为什么男方还要给女方“家务补偿”？有些人坚持家务劳动是“无价”的，不能用钱来衡量，忧心连家庭这样最后的堡垒也被金钱的力量渗透；但更多人则是震惊于“钱给得太少了”，这场婚姻存续了5年多，相当于每月家务补偿不足千元，“真廉价！找个保姆都不止”。

　　此事具体而微地折射出“金钱的社会意义”：我们生活中的某些事物该不该用钱来评估、如何评估、评估下来多少才算合适，几乎总是有着种种难以平息的争论，因为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理解金钱的适用范围、价值、尺度乃至象征意味。

　　这当然不是当下才有的现象，数百年来，无数人心头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忧虑：金钱的力量很可能会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我们所珍视的所有社会关系中，将之转化为庸俗的市场交换。对此，人们的心态也相当矛盾，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待：一方面，现代化普遍被认为是一件好事；但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毫无疑问是金钱力量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社会(毕竟“资本主义”就得靠资本来推动)，而货币只有成为市场交换价值的中立工具，才能更高效地推动现代经济发展。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早就说过：“货币要想取得其自身完美的价值稳定性，就必须自身什么也不是，而只是具体商品之间价值关系的纯粹表达。”

　　然而，这实际上是基于一种理想型市场形态之下对货币机能的理论设想，在现实中从未真正实现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神话。《金钱的社会意义》一书的重要贡献，就在于有力地反驳了这一点，指出人们在现实中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看待和使用金钱：“金钱在文化上并非中性，其在社会性上也不具有匿名性。尽管金钱会‘腐蚀’价值并将社会联结化约为数字，但反过来，价值和社会关系也会通过赋予金钱意义和社会特征而使其变形。”

　　这其实是很好理解的事：虽然也有人感慨“钱多到一定程度，就只是个数字而已”，但在现实生活中，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钱从来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数值，否则为什么常有人把钱说成是干净的或肮脏的？像“不义之财”这样的谴责，证明人们看待钱是附带有道德价值的，只有那些正当得来的钱才是“好的钱”，所以汉语里也有“善款”一说，仿佛用于慈善的钱是“善”的。女校长张桂梅拒绝女学生捐款，要她“滚出去”，当然不是因为她的钱是假钞，而是因为她毕业后当了全职主妇，因而她的钱似乎也就不是“自己挣来的”——表面上是对钱的拒绝，说到底是对人的拒绝。

　　在家庭内部，金钱的流动更带有一种特殊而微妙的含义，因为几乎在任何一个社会，家庭通常都被视为一个非商业的领域，对家庭事务的市场化，有时连家务的承担者都会感到不舒服而本能地抵制，进而直接威胁家庭的凝聚力。试想一下，如果家务是由保姆来做的，那付钱给她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如果是丈夫每个月向妻子支付和保姆同等的报酬，却可能被视为一种侮辱，因为对方可能觉得，自己为家庭的付出是难以衡量的，饱含着对家人的情感，你却把我当成保姆，以为给这点钱就算两清了？

　　俗话常说的“亲兄弟，明算账”，正表明在亲人之间，“明算账”本来就是非常特殊的情形，因而才有必要予以强调。在家庭内部，金钱流动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方式：作为报酬(直接交换)、作为权益(拥有分享的权利)、作为礼物(家庭中某个成员自愿赠予另一个成员)，通常情况下以后两种居多。不仅如此，金钱流动本身就会微妙地嵌入在双方关系之中，所以1925年《纽约时报》的社论才要说，贴补“是强势者给弱势者的”，因此对于现代女性而言是一种不合适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弱者往往处于两面夹击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丈夫往往觉得妻子所赚到的不过是“零用钱”，不论赚到多少都是不重要、不严肃的；另一方面，她似乎又不应该为自己对家庭的付出而收取报酬，尽管那本来是她应得的。

　　看似矛盾的是，当人们谈到钱的时候，希望它并不只是钱。尤其是想用礼物来表达一种情感时，多半并不希望对方只看到这件礼物的价格本身——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至少在传统上，我们在意的毕竟是“情意”本身。手工制作的贺卡，哪怕成本低于街上买的，但给你的感动肯定不一样，除非你根本不在意这段关系，因为礼物的基本原理就是“礼物的价值并不由它的价格决定”，而取决于双方的关系和表达方式。正因此，在现代社会形形色色的礼物经济中，最能够清楚地看到金钱被赋予复杂微妙的各种意义——礼物远远不只是原始的熟人社会表达彼此联结的载体，它非但没有被商业化和理性化所摧毁，相反还借助着这一现代化进程变得更加繁荣多样了。

　　如果说金钱只是一个数字，那它应该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你应该听说过这样的话：“一万元对富人而言只是一顿饭钱，对穷人来说可能就是一年的血汗钱。”也就是说，同等数额的钱，对不同的人，其意义将有极大的差别。在近代美国，对穷人的救济金常常有意采取非货币化的形式，以免他们用于“不正当的途径”，例如拿去买醉；然而当美国进入消费社会，救济金也悄然随之发生了变化：政府发放的补助、消费券等，都旨在让穷人也成为一个理性的“合格”消费主体。

　　所有这些，都可归入本书提出的重要概念：“标记”(earmarking)。也就是说，人们会为不同的金钱规定不同的用途、赋予繁复多样的意义，创造出品种繁多的货币形式。正如作者所总结的，“家庭生活、礼物交换和慈善不大可能处于现代经济生活的边缘位置。它们是至关重要的，是创造中心，积极并持续参与了标记过程。”这种复杂的文化和生活场景表明纯粹工具化和理性化的市场货币不仅有其局限性，甚至在现实中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而只不过是一种理论假设——就像物理学家设想的真空条件下的光速，在现实中却并没有真空环境。

　　这意味着那些经典名家都错了吗？那倒也不见得。更确切地说，他们所着眼的是在一系列正式机构和组织下的理想形态，因为他们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结束各种通货分裂流通的局面，打破各地自给自足的状态，创建一个拥有统一货币的共同市场，此时，货币只有作为一种纯粹的会计单位，保持价值稳定才是最可欲的。但当货币的标准化已经完成，问题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像家庭、礼物和慈善，都是在正式机构之外的非正式领域，金钱在这里被赋予不同意义，这正证明社会关系并没有退化到仅仅剩下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不难看出，这与其说是对前人观点的否定，不如说是一种对话，补充并丰富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其实对于金钱的社会意义，齐美尔也不是没有注意到，在《货币哲学》中，他就已经指出一个讽刺性的事实：中世纪禁止收取利息，认为那是罪恶，但“把人当商品买卖却一点儿也不认为是犯罪”——换言之，一种收入是否“干净”，不同时代可能有着迥然不同的价值判断。细想一下就能明白，附加在金钱之上的种种社会意义，在传统社会只会更严重。在经历了一个理性化、标准化的现代历程之后，后现代社会在某些特征上可能看起来就像是向前现代社会的回归。

　　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可能更为复杂。早有西方人注意到，中国人可能是世界各民族中唯一把“恭喜发财”用作见面问候语的。在美国，金钱常被视为一种“低级的象征性礼物”，朋友和熟人之间送钱会招致反感，但在中国，逢年过节给红包是常规操作，在网络时代甚至成了一种全民社交方式。为什么明明就只有几块钱，还有那么多人抢红包抢得不亦乐乎？这仅仅从数值上解释不通，只能从这一行为的社会意义来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前现代的残余，就像古人把金银用作馈赠而非纯粹的商品交换媒介。

　　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人对金钱的道德意义的重视丝毫不亚于西方社会，甚至格外注重金钱数目的独特意义(像“8”寓意“发”，一些地方彩礼还以一万一寓意“万里挑一”)，但另一面，“耻于谈钱”也越来越被嘲笑为一种过时而无聊的清高，以往常有人说“谈钱伤感情”，现在则出现了一种针锋相对的揶揄：“谈感情，太伤钱了。”这并不只是一个段子，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标示着“关系社会”正在趋于瓦解，越来越多的人更注重理性计算自己的应得利益。

　　已有社会学者发现，现代经济呈现为一种“市场的礼物化”，特别是形形色色的礼券、折扣券，以优惠赠送的方式，激发更进一步的消费。但网上购物多了，很多人恐怕都会觉得，最好的礼物就是直接抵扣。我老家乡下，近年来往往倒是礼物让人烦恼(特别是很多人都买同样的礼物)，因为既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又难以处理，人们私底下期望最好还是送钱，想要什么自己去买。换言之，不仅“礼物的市场化”和“市场的礼物化”齐头并进，甚至“礼物的金钱化”才是最简便的。这就是我们当下的处境：在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存的万花筒中，金钱也注定承载空前繁复多样的社会意义。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