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即将关闭，未来要充分挖掘老年红利、性别红利。

　　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卫健委有关负责人和相关专家学者就鼓励生育政策落地情况，哪些因素导致出生人口下降，怎样把握好人口红利等热点问题一一作出回应。

　　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面临转折性变化，总人口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出生人口持续走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成为制约群众生育的主要因素。

　　据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出台后，各地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积极出台支持措施。目前25个省份完成条例修订，部分省份已制定实施方案。各地普遍延长产假30-90天，增加普惠托育服务发展、计划生育家庭权益保障等条款。

　　有关负责人表示，总体上看，社会各界对优化生育政策广泛关注，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平稳实施，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正在逐渐形成。

　　各地普遍延长产假30-90天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下称《决定》)，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介绍，中央《决定》出台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推进优化生育政策任务落实。

　　一是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卫健委会同相关部门做好有关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

　　二是各部门积极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教育“双减”、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税专项扣除、三孩生育保险待遇、普惠托育服务、优生优育服务、提高特殊家庭扶助金标准等。

　　三是各地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积极出台支持措施。目前25个省份完成条例修订，部分省份已制定实施方案。从现有情况看，各地普遍延长产假30-90天，增加普惠托育服务发展、计划生育家庭权益保障等条款。

　　此外，在地方层面，浙江将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作为重大改革举措纳入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建设，苏州市计划财政投入4亿元用于促进普惠托育发展，攀枝花市完善生育服务体系、探索发放生育津贴。

　　“总体上看，社会各界对优化生育政策广泛关注，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平稳实施，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正在逐渐形成。”杨金瑞表示，下一步，卫健委将研究出台更多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降

　　近年来全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杨金瑞对此表示，这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一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二是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同时，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三是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顾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加大了年轻人生育顾虑。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不太衔接，托育等公共服务不太健全，让许多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望而却步。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对部分群众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

　　杨金瑞表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就是希望防止出生人口进一步下滑，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前，三孩生育政策实施时间还不长，配套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也在陆续出台中，短期内很难显现出明显效果。下一步，各地各部门将着眼于群众最期盼的生育养育教育等工作，推出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出实招、出硬招。

　　未来我国育龄妇女主体仍是“80”、“90”后

　　“近年来，我国的生育率下降也比较迅速，特别是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抵消了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的效果，这是群众生育意愿走低、婚育年龄推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表示，未来能否平缓出生人口下降趋势，关键在于生育率能否有所提升。

　　宋健表示，判断未来的出生人口数走势需要综合育龄妇女总数、育龄妇女内部年龄结构以及生育率等多重因素来看。

　　育龄妇女数量取决于以往的出生队列规模，1962-1975年以及1981-1997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均超过2000万人，在死亡水平缓慢变化的条件下，不同规模出生队列人口进入育龄期将影响育龄妇女总数。

　　宋健指出，未来一段时期，1981-1997年间高出生队列仍是我国育龄妇女的主体，但后续进入育龄期的妇女数量在缩减，由此导致育龄妇女总数持续下降，内部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尤其是20-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规模在2030年前下降明显，这将给出生人口带来较大下行压力。

　　宋健认为，接下来需要加快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缓解群众面临的压力，推动适龄婚育，提振生育水平。

　　生育成本要由国家、企业和家庭共同分担

　　在多地延长产假后，一些女性担心延长产假将影响工资，不利于未来就业。对于如何平衡生育支持政策和女性就业之间关系的问题，宋健表示，产生顾虑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够真正落地带薪产假，特别是要明确假期的成本分担机制。

　　宋健指出，带薪产假作为一种重要的生育时间支持的措施，在家庭的内部是有助于夫妻之间时间的安排，对于母亲产后的健康恢复以及新生婴儿得到妥善照顾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带薪产假的问题，在于能不能在假期期间保障女性的收入，能不能保证女性在休完产假之后顺利返回到原岗位，她的职位和她原来的收入不受到影响。

　　宋健表示，育儿分担机制必须要明确，否则可能会影响女性收入保障，甚至会加重女性就业歧视。生育成本要由国家、企业和家庭共同分担，要利用多种措施，比如政府补贴、税收减免手段，也要适当分担用人单位的成本，以减轻家庭特别是育龄女性的后顾之忧。

　　未来要充分实现老年红利和性别红利

　　出生人口的走低是否说明我国人口红利正在缩小或者消失？宋健对此表示，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但是这个窗口期即将关闭。

　　宋健介绍，人口红利是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可以把人口红利叫做“结构红利”。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一方面生育率下降使得少儿人口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同时老年人口比例还未提高，就造成了中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特别高的局面，也就是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抓住了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收获了人口红利，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如何来判断未来的走势？宋健表示，我国在0-14岁少儿人口比例上还会继续下降，同时老年人口比例还将迅速上升。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但是这个窗口期即将关闭。

　　“未来我们要把结构红利转为更长久的质量红利，我们要充分挖掘人口中的老年人口、女性人口，要把人口红利中的老年红利和性别红利充分实现出来。”宋健说。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