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物价水平延续2021年上涨态势，并连创数十年来最高涨幅。今年1-4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同比分别上涨7.5%、7.9%、8.5%、8.3%；欧元区分别上涨5.1%、5.9%、7.4%、7.5%。而从日前公布的5月通胀数据来看，5月美国CPI同比为8.6%，大超市场预期，仍为近40年以来高位。高企的通胀也影响着美国消费者的消费预期，密歇根大学6月消费者调查终值为50，低于初值50.2，较5月份终值58.4继续下降，再创新低。

　　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近期一份声明中表示，现在的美国政策重点必须是在不引发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迅速放缓工资和价格增长，而避免经济衰退的道路愈发狭窄。6月28日，美国财政部原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一场演讲中称，担心全球“正在走向一种严重滞胀的局面”。

　　全球通胀缘何高企不下？美欧国家是否会重陷滞胀危机？美联储加息步伐紧凑，而成效几何？围绕上述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

　　多重因素催生全球通胀

　　《21世纪》：通胀是今年全球市场最关注的话题之一。许多人认为当前欧美国家正在陷入如上世纪70年代前后美国经历的滞胀危机。你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樊纲：当前出现的全球通胀不是现在才开始的。首先我们得看到这背后的货币因素。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它既可以衡量和交换商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消费品或者原材料等等，也可以衡量和交易资产的价格，包括股票的价格、债券的价格、房地产的价格。而房产、金融资产等的价格，就叫做资产价格。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向全球市场释放了大量货币，投放了巨量的政府债务，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在全世界买东西，很长时间都没有发生商品的通货膨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特别是最近这三四年，2020年全球疫情暴发之后，美联储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大量的货币(美元)超发，那么这些货币到哪去了呢？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最开始超发的货币量没有直接反映到商品价格上，而是首先体现在了资产价格之中。我们想想这几年，美国一些老百姓拿到了政府补贴的资金之后，马上投资股票，把美国股市炒得很热，楼市也被炒得很热。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也出现了大量印发钞票的情况，以及大量的美国债务和民间债务，那么钱到哪去了？去了楼市和股市，进而导致了次贷危机。所以并不是货币超发就会马上导致商品的通货膨胀。商品的通货膨胀是有一定条件的，就是商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问题。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也因为美国货币的地位，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可以通过在全世界采购得到满足，而世界市场上的商品生产通过全球化效率还在提高，价格也因成本下降而下降，这确实使得美国保持了多年的物价稳定。

　　实际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一直是存在通货膨胀的，那时候全球化的程度没那么高。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这一轮的全球化使得美国可以在全球进行商品采购，因此供给端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虽然美国市场需求高涨，消费率高，储蓄率低，但是供给也一直跟得上。全世界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商品供给一直保持着充裕的状态。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只有资产价格的膨胀，没有商品价格的膨胀。但是货币超发已经把通胀的种子埋下，有货币购买力支撑的商品需求已经摆在那里，如果供给侧出现问题，那么高昂的商品价格，即通货膨胀就要来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是因为油价上涨，因为全球能源的供给出了问题。而当前这次通胀是好几个因素共同导致的供给端出现问题。

　　第一，美国反全球化的政策造成了对供给的冲击。过去几年，美国设置关税障碍，与其他国家开展贸易战等等，都对全球的供应链造成冲击。这其实是全球疫情暴发之前就存在的问题，慢慢地这个因素在疫情的催化之下得以显现。也正因为当前的通胀形势，才令白宫开始重新讨论此前的加征关税。

　　第二，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断裂，供给冲击持续了一轮又一轮，包括一些港口货物都无法卸下船，因为疫情缘故缺乏人力卸船，以及港口的堵塞等等情况都在发生。所以，疫情确实导致了供应链发生问题。

　　第三，俄乌冲突短时间内导致世界能源、粮食供给产生缺口，造成能源供给大大萎缩，推升了大宗商品的价格。

　　以上因素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同时美国还超发了那么多货币，都在老百姓的手中，需求已经摆在面前了。以前在全球化供给以及没有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情况下，可能也不会出问题，美国也不一定会出现这种高通货膨胀。结果现在这些因素加在一块，问题一下就爆发出来了。

　　因此要认识到，美国等国家当前面临的通胀不是一天形成的，是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货币超发埋下了商品和资产价格膨胀的隐患，包括日本到现在还在采取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轮美国通胀之所以显现出来，主要就是因为供给侧出了问题，供给端出现了各种方面的萎缩和断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一次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滞胀问题还要严重。那时候美国还没有超发那么多的货币，尽管当时出现了石油危机，能源领域确实存在着大幅的价格上涨，但是其他商品价格没有出现这么明显的大范围上涨，而且那时候也没有疫情因素，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也没有像这次这么大，那时美国也不反全球化，反而是大力主导推进全球化。所以，这三大因素加在一起，就导致当前美国等经济体的通胀比上一次更加严重。

　　供给端的问题难以通过加息解决

　　《21世纪》：在5月加息50个基点后，6月美联储又宣布加息75个基点，联邦基准利率上调至1.5%-1.75%。这是美联储28年以来最大幅度加息，美联储表示7月还将加息75个基点或50个基点。你怎么看当前美联储加息起到的作用？从目前通胀形势来看，加息的效果是不是已经很微弱了？

　　樊纲：如果是需求过旺造成的通胀，那么采取加息手段是有道理的，是马上能够见效的。当然，我们不能说现在加息完全不见效，比如加息之后，借贷就会变少，特别是企业对一些中间产品的需求就会有所削弱。

　　但是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供给端，加息之后供给短缺问题是不会马上得到解决的，相反，加息使得生产者成本上升，可能首先起到抑制供给扩大的作用。按这个道理来讲，现在美联储加息是能够抑制需求方面的过热，但是解决不了当前的供给问题，所以至少不会很快地看到它对于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通货膨胀下不来，生产供给又无法增加，结果，滞胀的确是个大概率事件。

　　《21世纪》：此轮全球通胀对中国可能带来什么影响？

　　樊纲：我们也需要高度重视，此轮全球通胀持续的时间可能更长，对我们的影响也可能更大。但无论如何至少中国现在处在很有利的位置上，我们的商品供求关系是相对平衡的，同时也没有发那么多的货币，没有采取货币超发的举措，我们的资本市场也都是相对平稳的。

　　一般情况下，石油能源价格上涨，肯定会对下游产品的价格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讲中国的情况还是比较平衡的，只是我们仍然要看到通胀可能对我们产生的一些冲击，包括粮食等。目前中国的粮食以自给自足为主，供求关系相对比较平稳，但是世界能源和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如果长期居高不下，也会对我们的供给产生一定影响，所以在这方面需要保持高度重视。

　　《21世纪》：接下来应该如何应对可能产生的这种影响？

　　樊纲：如我前面所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基本还是保持着供需平衡的，现在遇到的问题主要是疫情影响下需求不足的情况，而各方面的供给还是比较平稳的。当然，将来如果全球能源出现了很大范围的供给萎缩，也会影响到我国的生产生活，但是从粮食及其他大宗商品来看，中国的供需相对还是比较平衡的，没有由那么大规模的货币超发导致的过热需求。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货币政策也完全可以在目前情况下保持独立性，根据中国实际的情况来制定我们的货币政策，而无需受到美联储加息的影响。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