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与结构。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进一步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6月23日在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时表示。

　　当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外汇局副局长王春英出席。他们介绍了过去10年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情况：

　　M2年均增速10.8%，与名义GDP年均增速基本匹配，以温和可控的宏观杠杆率增幅支持实现了“较高增长、较低通胀、较多就业”的优化组合；银行业、保险业总资产分别是344.8万亿元、24.9万亿元，分别是全球最大、第二大的市场；股票、债券市场规模分别增长238.9%、444.3%，均位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连续17年稳居世界第一。

　　就市场关心的热点问题，他们也进行了回应。陈雨露表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会“有进有退”。市场认为，在外部美联储加息步伐加快的背景下，今年国内结构性货币政策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进有退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点，而货币政策则是总量政策，因此中央银行主要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总量工具，实现政策目标，但结构性货币工具也会使用。

　　中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即设立了再贷款和再贴现这两类传统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但直到2014年前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才迎来快速发展时期，包括抵押补充贷款PSL、中期借贷便利MLF、定向降准等工具都创设出来。2020年后，各类专项再贷款工具陆续创设。

　　“过去十年，我们逐渐构建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重点是支持普惠金融、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国民经济发展当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这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出台，既有效应对了世纪疫情的冲击，同时又积极贯彻了新发展理念，推动国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陈雨露表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在前期推出多种再贷款的基础上，今年央行再次先后推出至少4400亿元再贷款工具，具体包括2000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1000亿元交通物流领域再贷款、1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以及400亿元普惠养老领域再贷款。此外央行4月26日表示将创设民航专项再贷款，但额度尚未披露。

　　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取得效果的同时，一些问题也引起外界关注。比如是否使用频率过高、弱化总量工具效果、影响货币政策向价格型框架转型等。

　　对此，陈雨露回应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是兼具总量调节和结构性调节双重功能的。也就是说，通过结构性工具既能够实现精准滴灌的政策效果，又能够对总量调控作出贡献。

　　陈雨露解释称，一方面，人民银行在设计结构性政策工具的时候，按照目标一致性的原则，来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就是把央行资金和金融机构对特定领域和行业信贷投放挂钩，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这样可以更加有效地促进信贷结构优化。另一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也是具有基础货币投放功能的，有助于保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信贷的平稳增长。

　　“市场也应该注意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水平同市场利率水平之间相差通常不是很大，所以不会对市场化的利率体系造成太大的影响。”陈雨露提醒。

　　陈雨露还表示，人民银行在总量框架下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会根据经济发展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重点需要“有进有退”，也就是说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数量和投放规模控制在一个合意的水平，与总量型的政策工具形成一个良好的配合。

　　据记者梳理，一些结构性政策工具已经有“退”的特点。比如PSL创设后，通过政策性银行定向支持棚改，规模迅速增长、于2019年10月达到3.6万亿的峰值，但目前已回落至2.6万亿。

　　再如，为应对疫情冲击，央行2020年先后推出3000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以及面向中小银行的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共计1.8万亿元低成本资金注入特定领域，不过2021年自然到期后已经退出。

　　“进”的方面，今年又创设多项再贷款工具，且新增1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额度。市场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承压，货币政策仍需发力稳增长。但美联储加息将制约中国货币政策宽松的空间，降准降息的概率下降，今年货币政策发力将以结构性政策工具为主。

　　中信证券联席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目标下货币政策的宽松取向暂时不会改变，但传统总量货币政策在海外发达经济体加息周期的影响下实施空间逐渐缩窄，或将让位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财政政策。后续结构性工具仍有新设或新增额度的可能，但大方向是政策落实。

　　不超发货币与不透支未来

　　十九大报告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三大攻坚战，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央行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2019)》披露，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重点推进五项工作：一是有效稳住宏观杠杆率，控制重点领域信用风险；二是稳妥化解影子银行风险；三是有序处置各类高风险金融机构风险；四是全面清理整顿金融秩序；五是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加强预期管理和舆论引导，切实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

　　其中稳定宏观杠杆率处于首位。陈雨露表示，总的来看，近年来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是有力、有度、有效的，宏观杠杆率总体实现了“稳字当头”，确保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也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积极的贡献，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动力源和稳定器。

　　纵向看，2021年中国宏观杠杆率是272.5%，比2016年末上升了23.9个百分点，五年年均上升约4.8个百分点。但陈雨露指出，中国GDP年均增速是大约6%，CPI年均涨幅约2%，平均每年新增城镇就业超过1300万人。也就是说，中国以温和可控的宏观杠杆率增幅支持实现了“较高增长、较低通胀、较多就业”的优化组合，宏观调控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横向对比看，陈雨露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各国普遍采取了超宽松的刺激政策来应对衰退，引起了宏观杠杆率的大幅上升。2021年末，国际清算银行统计的全部报告国家的杠杆率平均水平是264.4%，比2019年末高18.3个百分点。相比而言，中国的这一数据是16.5个百分点，这体现出我们不搞“大水漫灌”、不超发货币、不透支未来的宏观政策取向。

　　实际上，为稳住宏观杠杆率，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锚定方式已经优化，不再设定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的数字目标，而是保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将其作为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内容。

　　央行在今年2月发表的文章《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持高质量发展》中表示，2018年-2021年我国M2平均增速为9%，与同期名义GDP 8.3%平均增速大致相当，实现了M2和社融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稳住了“货币锚”，既保持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又避免了“大水漫灌”，有效防范了宏观金融风险。

　　6月15日召开的国常会提出，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总体思路、政策取向，立足当前稳增长，着眼长远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抓住时间窗口，注重区间调控，既果断加大力度、稳经济政策应出尽出，又不超发货币、不透支未来，着力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稳物价，稳住宏观经济大盘。

　　明明称，今年宽信用将依靠基建发力、地产改善和困难行业增信，宏观杠杆率将有所上行，加杠杆的主体将主要是政府和企业部门。

　　其他方面的金融风险化解工作也取得重要进展。肖远企也介绍，金融资产盲目扩张得到根本扭转，高风险影子银行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5万亿元。不良资产处置大步推进，过去十年累计消化不良资产16万亿元，一大批突出的风险隐患得到消除，金融违法与腐败行为受到严厉惩治。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我们始终坚持理性思维、底线思维，化解重点机构、重点环节、重点业务领域、重点地区的风险。在过去十年，处理了一大批突出的风险点。”肖远企称。

　　肖远企还表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长效机制逐步夯实。具体看，不断加强金融系统党的领导，推动建立常态化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特别是加强股东股权和关联交易的管理，充分发挥金融稳定基金、行业保障基金的作用，铸牢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的屏障。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