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年前，云南省大理州永平县曲硐乡坡脚村发生了一起刑案。某日入夜不久，四社村妇阿稳倒在自家堂屋中，浑身是血，被钝、锐两种凶器所杀。 永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对嫌疑人“画像”如下：单人作案，男性，年龄在20-45岁之间。 但案发3个月，案件仍无重大进展，直到专案组突然接到一封“坡角（脚）村社员”的来信。这封举报信称村民杨徐邱有重大嫌疑，依据这条线索，杨徐邱最终被定罪。

▲杨徐邱如今已75岁

从进看守所那刻起，杨徐邱就一直在做无罪供述，坚持不懈地申诉。他一审被判处死刑，二审因“特殊情况”被判处死缓。服刑二十余载后，他终于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作出的《再审决定书》，指出本案事情不清、证据不足。

如今，75岁的杨徐邱仍在等待本案的重审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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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匿名举报

案发后，专案组利用乡、村各组织力量，对有违法犯罪前科、劳释及品德败坏的人员进行重点排查。“由于犯罪分子隐蔽狡猾”，侦破工作依旧困难重重。

案发3个月后，1993年7月2日，专案组突然接到一封署名“坡角（脚）村的一个社员”的来信：“公安局的同志，关于坡角（脚）村阿稳被杀一案，本村社员玉中有很大的嫌疑。”

玉中本名杨徐邱，是坡脚村三社社员。他身高1.75米，身强体壮，因善于张罗，系彼时村里最富的人。但举报信称，“玉中是一个色狼，又木（没）有良心，几年前，他还强奸了本村的女社员贵英。”

至于怀疑是玉中的理由，举报社员写道：阿稳被杀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去找阿稳的丈夫阿良帮忙打坟石，到场院时，听到屋子里有一个不是阿良的男人在恶狠狠地说话，细听这声音，就是本村的玉中。

▲图中四合院为案发地

举报信描述，玉中当时说：“为什么你前几次都同意，这回啷个不干？再不听话，小心我收拾你。”这名社员自觉无意间窥见男女隐私，便悄然走开。

数日后，阿稳死了。这名社员称，他可怜阿稳两个没娘的娃，却“不敢直接来说，怕我的怀疑是错的”，因为“玉中认得后，他不会饶我的，我还有老娘媳妇娃娃要养”。

这名社员呼请公安局：“请同志们尽快查清，为阿稳报仇，为阿良和他们全家出气。”

在接到举报信前，专案组根据现场勘查、尸检及社调情况，对嫌疑人的“画像”如下：本地人，尤以奸情杀人的可能性大。熟人，男性。年龄在20至45岁之间。

接到举报信后，专案组认为，杨徐邱作为本地人“有作案的条件和思想基础”。“在强大的攻势下”，时年45岁的杨徐邱，“交代了杀死了阿稳的全部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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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被判死刑

据大理州人民检察院州检刑诉字第（1994）27号起诉书，杨徐邱的犯罪事实如下：

1993年3月25晚8时许，杨徐邱身带一匕首窜至阿稳家，欲与阿稳发生性关系遭拒，遂起杀人歹念，持匕首对阿稳的胸、背等部位连刺数刀……见阿稳未死，又拿堂屋门外钢锄猛击阿稳头部，阿稳当即倒地。杨徐邱又对阿稳右侧面部打一下，后逃离现场。阿稳因颅脑损伤及失血性休克死亡。

此外，1986年9月间，杨徐邱窜至本村贵英家菜园内，欲与贵英发生性关系遭拒，便持匕首威胁，并杀伤贵英右胸部，对贵英实施了强奸。数日后，杨徐邱又窜至贵英家，再次对贵英实施强奸。

起诉书称，杨徐邱归案后，对所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之后翻供辩称，案发当晚他本人在家，没有杀害阿稳，此前也没有强奸贵英。

其辩护人周平指出，认定杨徐邱犯故意杀人罪“缺乏直接证据、缺乏科学依据”；指控其强奸贵英，则是在双方邻里纠纷打架斗殴时告发的，仅是“怀疑有此事或者通奸”。

本案的承办人认为，对于被告人杨徐邱杀死阿稳，“虽没有直接证据，但通过间接证据可以认定”；此外，虽然被告人杨徐邱的供述与现场勘查结果在部分情节上尚有出入，且被告人后来翻供，“但其在一些关键情节事实上的原先供述，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杨徐邱杀死阿稳，卷内有报案记录、匿名信、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笔录等证据证实，被告人归案后所供述的犯罪事实、情节等与在案的其他证据相吻合。

杨徐邱强奸贵英，卷内有被害人贵英的陈述，提取物证等笔录、辨认笔录、证人证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及活体体检照片等证据证实。被告人杨徐邱供述强奸贵英的犯罪事实、情节等与在案证据相互印证。

1994年4月28日，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杨徐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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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指令再审

杨徐邱不服上述判决，提出上诉。1994年6月1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鉴于本案具体情况”，认为原判量刑偏重，改判杨徐邱死缓。

▲大理州中级法院相关通知书

在监狱中，杨徐邱拒绝劳动，“那是犯罪的人干的活。”

他收集了大量冤假错案材料，不断申诉。终于，他等到了最高法于2017年12月19日作出的《再审决定书》。最高法审查认为，原审判决认定杨徐邱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017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

杨徐邱离开了监狱，被关押至大理市看守所。

2020年6月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书》，将此案发回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当年12月9日，杨徐邱被释放，“决定对其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同日，大理中院对其下发了《监视居住决定书》。

杨徐邱目前居住在永平县一处安置房，餐食仍由当地政法部门提供。在多份服刑期间手写的《上诉状》中他称，他的有罪供述“全是在刑讯逼供下作出”。他休克了两次，最终“他们怎么问，我就怎么答”。

那么坡脚村发生命案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一阵，穿村而过的苏青公路正修得如火如荼。当晚，篾匠赵王义住在杨徐邱家，其帆布挎包中放了一把户撒刀。杨徐邱称，那天自己早早就睡了，第二天才听到阿稳死亡的消息。

但警方最终认定，杨徐邱与阿稳生前有不当两性关系及经济往来，当晚，杨徐邱悄取赵王义的户撒刀至阿稳家，欲与阿稳发生关系，遭阿稳拒绝。杨徐邱担心行为败露，遂杀人灭口，后穿过一片茶园及烤烟地逃回家。

从杨家出发，沿着苏青公路往东，约700米处即为村尾的阿稳家。阿稳身高1.5米出头，当晚，她张罗好饭菜，叫两个孩子和盲眼婆婆先吃，她要等在外修坟石的丈夫“阿良”张兴良。祖孙三人吃完饭去了隔壁的张兴良弟弟张兴红家，不久惨案发生。

张兴良在回家路上，在一小卖部稍作停留，抽了一根烟，一小杯酒尚未饮完，张兴红就找到他，说“家里出大事了”。

永平县公安局所作的《尸体报告》称，阿稳是先受锐器伤，后受钝器伤，伤及腰、胸及内脏，钝器伤起到加速死亡之作用。锐器即篾匠的户撒刀，钝器即现场带有血迹的板锄。

▲2024年3月12日，“阿良”张兴良告诉记者，当年他从未听闻妻子与杨徐邱有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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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疑点待解

红星新闻记者近期重返本案现场，杨徐邱的儿子对记者称，其父亲被调查后，他家所有的刀具都被带走。“他们问我还能想起什么刀。我这才想到，有一把挑粪的小弯刀，被我插在外边田埂上。”这把挑粪的刀，在本案中被认定为刺伤贵英的刀，为杨徐邱所藏。

就本案中匿名信来源、凶器去向、伤口部位及现场与供述不符等诸多疑点，永平县公安局曾向大理州人民检察院作出详细解释、说明。

检方要求永平县公安局提供“审查报告”记载的锄头一把、两把匕首（户撒刀）。之后，永平县公安局立刻开展查找作案工具的工作。在案材料记载，两把匕首应留在永平县检察院，但永平县检察院回函称，未能找到杨徐邱的作案工具。就锄头的问题，永平县公安局到该局物证保管室多次查找，并同时安排专人到省、州公安机关查找。至复函时，这些作案工具均未找到。

就“坡脚村社员”的匿名信问题，本案侦查阶段，专案组曾多方询查，未探明写信人究竟为何人。本案被指令重审后，永平县公安局再次采集多人笔迹样本，送上级公安机关比对，得到的答复均为样本与匿名信笔迹不一致。永平县公安局回复大理州人民检察院，将继续开展对匿名信作者的查证工作。

此外，就杨徐邱的供述与现场能否相互印证的问题，永平县公安局也一一进行了解释说明。其中，死者外衣切口数与供述的刀数等能够印证，而死者背部创口数与供述刀数等不能完全印证，死者的外衣颜色与供述不符，死者尸体方位与供述存在矛盾。就本案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问题，永平县公安局已安排原相关办案人员，配合检方工作。

多名法律专家向红星新闻记者解释，发回重审的案件，按一审普通程序审理。对于什么时候会开庭审理案件，法律没有作出规定，但对审理的期限作出了规定：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期限最长6个月，但特殊情形，经批准可以延长审理期限。

杨徐邱一案为何迟迟不见开庭？对此，大理中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在3月13日接访杨徐邱父子时表示，他们在“努力做这件事”，上级单位也希望本案能“赶紧结”。

红星新闻记者刘木木

编辑潘莉 责编 李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