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再对投行业务中的违法行为“亮剑”。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近日，经上海市政府同意，《上海市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方案》(以下简称“上海方案”)正式印发。

　　“上海方案”着眼于为科创板注册制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提出将适时针对科创板注册制中各类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针对投行业务领域开展重点执法。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法学教授郑彧对记者表示，科创板投行业务领域的违法行为主要还是集中于保荐业务环节。例如，从前端客户接触、接受委托的流程来看，个别保荐机构未能充分了解客户的商业模式、业务特点，存在“夸海口”“打保票”的误导行为；从业务受理后的保荐辅导和核查而言，存在披露核查不全面、不到位的问题，存在满足于“文件形式合规”的应付心态，未尽到全面、充分、必要的核查责任；在内控阶段，存在一定“老好人”问题，没有完全按照内核标准审核项目，存在为了赶时间、报项目而走过场的问题；在发行配售、定价等环节需防止利益输送、操纵股价的风险。

　　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是资本市场主基调

　　事实上，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始终是资本市场的主基调，一连串的数据就是最好佐证。根据证监会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证监会共办理案件609起，其中重大案件163起，涉及财务造假、资金占用、以市值管理名义操纵市场、恶性内幕交易及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等典型违法行为。总体来看，案发数量连续3年下降，证券市场违法行为多发高发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其中，中介机构违法案件数量上升，涉案主体覆盖多个领域。全年立案调查39起，较2020年同期增长一倍以上。涉及会计师事务所28起，证券公司4起、资产评估机构3起，律师事务所2起、银行承销商、评级机构各1起，涵盖首次公开发行、年报审计、并购重组、债券发行、精选层转板等业务环节，首次对银行间债券市场承销银行、评级公司立案调查。

　　中介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屡屡发生，印证了“上海方案”出台的必要性。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方案”中“为科创板注册制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表态，或能起到提高违法成本、降低违法收益之效。之前，部分投行为了竞争不惜降低执业质量，可能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项目风险也会随之增加；未来，适时针对科创板注册制中各类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尤其是针对投行业务领域开展重点执法，能够让投行更注重提升业务能力水平，为市场把好关、看好门。此外，投资者的幸福感、获得感及安全感有望提升，而“三感”有赖于提升投资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投资权，“三权”的根本保障又与投行的服务息息相关，因此，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也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治本之策。

　　在刘俊海看来，未来，投行自身要“升级改版”合规计划，完善投行自身的内部治理结构，树立对法律特别是对公司法、证券法的信仰之心，树立对公众投资者的感恩之心和对风险的敬畏之心。投行要寻求促进诚信企业健康发展的锦囊妙计，找到让公众股东、实控人及拟上市公司多赢共享、包容普惠的最大利益公约数。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上市公司质量，营造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资本市场生态环境，成为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郑彧也表示，从严打击、重点执法，有利于增加投行违法成本，形成“莫伸手，伸手必追责”的监督环境。一方面，有利于保荐人通过“练内功”增加对于投行项目的风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防止动机不纯的个别保荐人与发行人或者市场机构进行“私下合谋”。

　　未来全面注册制下更需提高投行执业质量

　　需要注意的是，在全市场注册制改革路径逐渐清晰的背景下，对保荐人的尽职调查专业能力和执业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回溯历史，注册制首先在科创板落地，目前已推广至北交所。注册制试点以来，证券公司内控水平和投行业务执业质量总体有所提升，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郑彧认为，改革从来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此，作为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的“试验田”，科创板虽已取得良好成绩，但仍需面临各种挑战。例如，可能会打消之前制度设计时的一些顾虑，也可能会发现制度设计时未曾考虑到的问题，这些都是“试验田”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因此，在科创板注册制下，针对“如何尊重市场定价和防止定价合谋、如何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完整，如何验证‘问出一家真公司而非问出一家好公司’的理念”等问题，都会有一些答案，这些答案将为后续全市场推行注册制提供经验。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对记者表示，科创板作为试点注册制的先行者，不仅要看到成绩所在，也要看到问题所在，从而“试出”解决方案，优化规则制度，为全面实施注册制铺路和夯实基础。抓好投行业务是提升我国以注册制为基础的资本市场质量的关键所在，需要严抓共管，“上海方案”为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效抓手。

（文章来源：证券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