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文人画兴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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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人处境相当卑贱，文人士大夫放弃仕进，疏于人事。在宋代主要作为仕宦文人业余文化生活的文人画，开始更多地转入在野文人手中，成为他们超越苦闷人生重返自然的慈航。画家心中的山水，寄寓了画家远离尘世的理想，融入画家忘情于大自然的自由心境，也渗入了无可奈何的萧条淡泊之趣。 随着元统治者吸收亡宋遗民参加政权和文化建设，在南北美术交流中，出现了在变革中影响一代绘画风气的赵孟頫。如果说苏轼是文人画的积极提倡者，那么赵孟頫就是开元代文人画风气的领袖。作为美术理论家，赵孟頫在《松雪斋集》中主张“以云山为师”，“作画贵有古意”和“书画同源”，为文人画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董其昌绍述：“赵文敏（赵孟頫）问画道于钱舜举（钱选），何以称士气？钱曰：“隶体耳，画史能辨之，即可无墨而飞，不尔便入邪道，愈工愈远。” ”又引申为：“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都重视把书法的笔墨情趣引入绘画，勾勒线条亦具文人的典雅风格。 在元代绘画实践上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元初以赵孟頫、高克恭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提倡复古，回归唐和北宋的传统，主张以书法笔意入画，因此开出重气韵、轻格律，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气。元代中晚期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及朱德润等画家，弘扬文人画风气，以寄兴托志的写意画为旨，推动画坛的发展，反映消极避世思想的隐逸山水，和象征清高坚贞人格精神的梅、兰、竹、菊、松、石等题材，广为流行。其代表人物倪云林就有一段具有代表意义的文人画论：“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 （倪瓒：《题为张以中画竹》）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至此形成
元代绘画是在唐宋的基础上，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它的内容，重于自然，趋向于图山描水；它的风格，强调水墨，趋向写意。这个时期，文人画在画坛上占着显著地位”②。赵氏的地位和艺术成就对时代影响非常巨大，他在绘画方面把写生和抒写笔墨之意融合在一起，为元四家的出现提供了一条新的，顺理成章的路线。到元四家时(董其昌把元四家定为黄倪王吴)，画家即不再一味追求笔墨，而是在自然景物中抒发性灵，两者相结合。这使得文人画的发展在元代走向了一个更为健康成熟的路子，并为明清的绘画做好了铺垫。“山水画与花鸟画因文人画的兴起而突出于艺林之中，在这个时期绘画的表现形式，形成了诗，书，画，印，四者合一。这样的艺术形式，对明清文人画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并成为中国画在东方艺术上的独特表现”③。由此可见，元代文人画的成熟是时代机遇必然的汇聚。文人画的成熟离不开文人的参与，文人做为封建社会的精英分子，为文人画在元代的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元代所特有的抒情写意山水画高度，前代不可能达到，后代也无法企及，这是元代社会特有的艺术